中部地區某縣2017年8月啟動合村并組改革工作，全縣638個村減至323個，減少315個，減幅達49.4%。之所以要進行合村并組改革，起因是該縣所屬省市要求所有村部3年內必須達標——建筑面積300～500平方米。據匡算，每個村部至少需要120萬元，而縣里不可能拿出七八億元經費來建設村部，因為該縣一年的財政總收入還不到10億元。“合村并組，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但問題恰恰就在這里。

任性消滅一半行政村，或是瞎折騰

行政村是有歷史、有傳統、有文化、有認同、有村民歸宿感、有集體經濟(包括村級債務)、有特定社會結構、有靈魂的中國農村基層建制。在長期的基層治理實踐中，行政村往往形成了特定的政治生態，具有特殊的社會互動方式。行政村的基礎設施也往往是村民共同籌資籌勞進行建設的。行政村作為基層行政建制，是極為嚴肅的國家政治體系中重要且基礎的結構，該縣在極短的時間、以極不嚴肅的理由消滅了接近一半的行政村，是一種非理性之舉。

顯然，省市要求每個行政村要建300～500平方米村部，是為了讓行政村更好地為農民服務，更好地發揮基層組織服務群眾的作用，提高基層組織服務群眾的能力。縣財政拿不出這筆錢來，完全不用急著在一年內建成全部村部，也可以向上級實事求是地報告財政困難，建村部可以分期實施，或標準稍微低一點，或者請求上級給予經費支持，上級當然也不會完全不考慮該縣的實際情況。

而該縣并沒有認真考慮行政村這個基層建制的獨特性，沒有認真征求群眾意見，而僅僅依據縣財政能力不能建638個村部，就決定將638個行政村合并為323個。

這樣的合村決策，可謂只唯上，不唯實。本來建村部是為了增強農村基層組織服務農民的能力，現在卻可能變得更加脫離農民群眾。說撤就撤，說合并就合并，如此任性的折騰，缺少了做重大決策的基本嚴肅性，從而可能引發持續而嚴重的后果。

合村打破村莊原生態，容易大而不實

中央要求，農村基層要做到組織全覆蓋，工作全覆蓋，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基層組織應當建在農村熟人社會這個層次上，這與“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道理。

合并之前的行政村，一方面規模比較小，另一方面，經過幾十年的磨合和村民之間的互動，基本上形成一個熟人社會，成了一個有效的基層治理單元。合并后的行政村，規模大了一倍，基層組織就離群眾遠了一倍。而合并后的行政村要形成新的村莊認同，成為一個新的熟人社會，就要經歷很久很艱難的磨合，造成治理效率的損失。

尤其讓人詫異的是，上級要求每個行政村投資120萬元以上建300～500平方米的村部，這樣的村部不可謂不氣派。全村村干部只有5個，這5個村干部恐怕就只能守在村部，坐在豪華氣派的村部辦公室辦公。這樣一來，農村基層組織就容易削弱與農民群眾打交道的能力，削弱動員群眾、爭取群眾的能力。

合并以后的行政村規模太大，該縣將來可能就不得不在行政村以下再重建村民組一級。在取消農業稅之后的鄉村體制改革中，該縣所屬省份取消了村民小組長。即使重新設立村民小組長，不拿報酬或只拿有限誤工補貼的村民小組長，也缺少做農村基層工作的主動性。

新時代行政村更重要，撤村決策需謹慎

進入新時代，鄉村振興正處在關鍵時期，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國家也有越來越多新的農村政策和支農資源輸入農村，這個時候正是緊密聯系農民群眾的基層組織發揮作用、大有作為的時期。任何一個行政村的歷史都包含了農民群眾的愛恨情仇與人生記憶，隨意撤并容易使農民群眾失去對基層組織的預期，造成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村干部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坐班，不是坐在辦公室等農民群眾來辦事，而是要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了解他們的情況，解決他們的問題，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基層組織的陣地建設必須與村干部的主動性結合起來。否則，無論多么好的基層陣地也無法提高基層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要切實解決諸如村級債務等困擾基層治理的歷史遺留問題，而不能再繼續無視。地方政府尤其是縣級政權不僅要眼光向上，更要眼睛向下，實事求是地解決新時代農村基層治理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賀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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