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記者：譚元斌 韓朝陽 陳春園

半月談記者近期在多省基層調研發現，村干部專職化進而“行政化”已成基層現實。大量工作任務涌入村級組織，以村支書為代表的村干部轉向全脫產，收入也主要來自財政撥款。雖然有了“鐵飯碗”，但不少村干部心態發生變化。

村干部角色專職化背后，仍存一些問題待解。

從自由上班到“全職工作”

半月談記者走訪發現，村干部專職化已是基層現實。村干部工作日每天按時到崗“坐班”，與公務人員別無二致，同時“加班”也成工作常態。

“‘5+2’‘白加黑’成了工作常態，連節假日也常常要到崗上班。”一位在任超過7年的老村支書說。有的村干部則反映“就算到了農忙時節，還要負責禁燒，根本沒工夫種地”。

村干部走訪途中?黃孝邦?攝

與之相應，村干部的基本收入趨于穩定。中組部文件要求，按照不低于當地農村勞動力平均收入水平，確定村黨支部書記的基本報酬。一般來說，農村勞動力平均收入相當于農村人均收入的1.5倍至2倍。按照這一標準，在中西部地區，村支書等主職待遇普遍需達到每年3萬至4萬元，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

有學者認為，收入“工資化”是村干部專職化進而“行政化”的重要體現。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王向陽說，集體經濟發達、治理資源豐富的東部村莊，在上個世紀就已實現內生型的村干部專職化。而在政策推動下，全國其他地區近10年實現行政建構型的村干部專職化。他認為，行政建構型的村干部是承載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的需要，是各類治理事務密集下沉的結果。

一些基層干部對半月談記者表示，在精準扶貧、疫情防控中，村干部專職化的成果得到檢驗。

專職化待遇問題影響村干部心態

盡管村干部專職化讓基層治理效能獲得一定提升，但半月談記者調研了解到，村干部專職化在待遇方面造成一些“難解的疙瘩”，不僅影響工作效能，也不利于后備人才培養和干部隊伍穩定，制約了村級長效治理。

村干部和村民們一起議事 陸波岸 攝

——拿“白菜工資”難操“領導心”。“收入不高，但每天也是‘兩眼一睜，忙到熄燈’。”南方一名基層干部表示，當地村干部要承擔40多項政府交辦事項。在一些村干部眼里，這相當于拿著“兼職”補貼干“全職”工作。

河南一名58歲的村支書已連任三屆村支書。他告訴半月談記者，專職化之后，自己每月的補貼是2298元，副職是自己的80%。其他4個委員為60%，相當于一天40多塊。“換屆時很難找到年輕人當村干部，他們務工一天至少也是100塊。”該村支書說，“組織要求村‘兩委’得配備一個35歲以下的年輕干部，走訪了好幾戶都吃了閉門羹。”

——致富能人難過“奉獻關”。一些村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如果想要有所作為，村干部還得過“奉獻關”。基層干部表示，不少村干部是當地“致富能人”，上任時都做好了“當干部要吃虧”的打算。

中部某地一村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上級項目撥付資金一般只針對前期建設，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項目需要長期維護運營，一些項目“只建不補”，后續費用只能他們自己掏。光是村里修一條硬化水泥路，算上每年維修保養，他們自己搭進去不少于50萬元。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村干部要過“奉獻關”的現象在中西部經濟基礎差的地區更為普遍。鄂西一名村支書說，他每月要從工資里拿出來不低于800元的錢補貼村務，而他月收入不過2000多元。

——上級政策難拆“隔心墻”。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問題時，缺少話語權的村干部常常羞于訴苦。江西一名基層干部反映，鄉鎮中有的村子之間人口數量相差3倍，工作量相差很大，但各項補貼和報酬是同等的，這讓一些村干部心里不是滋味。

半月談記者調研還發現，一些地方為了激勵村干部，制定了與補貼掛鉤的獎懲機制。如中部某縣開展“五星村”創建工作，倒扣“零星村”“一星村”補貼款來獎勵星級較高的村子。但據當地干部介紹，該縣約一半是“零星村”“一星村”，只有一個“五星村”。上級考量如果倒扣太多可能影響治理穩定，最后獎勵也不了了之。“具體還要關注政策怎么變，我們只能先用集體收入向村民墊付了獎勵資金。”一名獲得“四星村”稱號的村支書說。

做大做強村級治理基本盤

村干部以講奉獻為榮，但不應以提報酬為恥。江西宜春市負責基層治理的干部說，村干部待遇問題已引起地方政府重視，一些縣市著力解決村干部“五險一金”全覆蓋，并給工作10年以上的離任村書記、村主任按月發放生活補助，探索離任村干部有效發揮作用長效機制。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劉剛認為，“當村干部就要吃虧”的心態影響基層長效治理，要建立村干部待遇穩步增長機制，也要增強村級組織對符合條件資金統籌使用的自主權，并在安排村級項目時量力而行，不搞高壓攤派。

村干部待遇現狀與專職化、“行政化”的趨勢是緊密相連的。基層干部直言，一些村干部還有“騎馬找馬”的心態，想要找到一些渠道進入體制，走上仕途。不少村干部也坦言，客觀上來說，目前往上級組織跑得多，往田間地頭跑得越來越少。

受訪人士認為，一些村級組織行政色彩強化，自我運轉能力卻在弱化，需要各方思考村干部的利益聯結是“向上”還是“向下”這一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