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暉臨

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加速期，基層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浪潮澎湃的數字技術，擦出了治理變革的希望火花，“智能+”的種種新手段，正在為新時代基層治理開辟“基層智治”的新路。盡管如此，“智治”不能簡單理解為“技術之治”，善用“數字紅利”的同時，我們還需深思，如何以“群眾+”真正激活“智能+”。

數字化時代的“治理紅利”

今天的基層社會，面對的一大挑戰就是人口大規模流動。以江蘇制造業重鎮江陰市為例，該市登記外來人口達68萬，占總人口的42%。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鄰近的昆山市，該市外來人口占比已超過50%。當基層群眾的基本構成都處在不斷變動之中，信息獲取如何精準，公共服務供給如何適配？“信息不對稱”成了基層治理一道需要耐心求解的難題。

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意味著市場邏輯已深入群眾的日常思維，群眾對公共服務有了更開放的認識和更多元的需求。如果群眾期盼的不再局限于起碼的“衣食住行”，不但在意就業，更有創業的熱情；不但關心自家門前環境，更關心家鄉生態的整體問題，那么，基層治理的視野與能力，應當有怎樣的提升？

“數字賦能”正成為新時代基層干部應對上述問題的有效方式。特別是在優化治理的響應速度和精準度方面，各類數字技術、智能技術身手不凡。讓我們來看幾幅“智能+”提升基層治理效能的生動畫面吧。

昆山市打造的“一網統管”城市運行系統，借2100多部智能感知設備之力，令城市治理要素的實時監測成為可能，仿佛給城市運轉安上了“感知器”“體溫計”。引入人工智能，系統可以自動識別占道經營、違章搭建、環境破壞等民生痛點，并即時生成智能工單派發給相關責任部門。

江陰市的“澄心治”社區數字化平臺，回應民生訴求不但力求快捷，還可以進行自動分類和優先級排序，使有限的治理資源能夠精準投向最急需的領域。在回應之外，“澄心治”還有強大的研判功能，可將匯集的海量數據轉化為基層有效預判治理態勢，提前消除治理風險。

嘉興市“民聲一鍵辦”隊員在綜合指揮室使用“民聲一鍵辦”平臺開展智慧巡防 徐昱 攝

在浙江省永嘉縣，傳統的“村民信箱”也搖身一變，成了群眾手機里反映訴求的好用平臺。通過掃碼提交、自動轉辦、結果公示的閉環流程，群眾訴求的響應時間可縮短至1.8天。該縣還建立起“超期亮燈”預警機制，但凡有未按時辦結事項，系統自動提醒、嚴肅督辦。

既要數據“上云”，也要干部“下沉”

當許多基層治理的日常事務可以“屏上辦”“掌上辦”，我們仍然不能樂觀地認為，“智能+”是解決基層治理領域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面對技術理性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有社會學家指出，如果一味將民眾復雜微妙的生存困境簡化為唯效率是從的管理分類，最終會導致治理者與民眾之間的認知斷裂，治理者失去對社會實情的感受力。

“治理效能”的“能”到底來自何處？這樣的能量，歸根到底來自基層社區每一個具體鮮活的人的生活世界，來自群眾的心意、心情與心思。越是講求“智能+”，基層干部越應當警惕的，就是“見數不見人”。

也正因此，數字化時代，“到群眾中去”仍應該是基層干部的行動指南。要充分理解基層問題的復雜性，就要到問題現場去；要充分體會群眾需求的多樣性，就要到群眾的身邊去。在群眾的日常生活中，仍有太多細節不能為數字化所簡化?；鶎又卫硇枰胶饪紤]的，就是在治理實踐中既發揮數字技術的力度，又保持與人民群眾面對面的溫度。

在“一網統管”的昆山，“數字+網格”的“網格”仍保有與群眾連接方式的一體兩面：既是不斷完善集納的智能平臺“末梢”，也有全市3000多個基礎網格一體遵循的常態化走訪機制。

江陰的“澄心治”同樣要求基層干部“線上接單、線下走訪”，在處理數字化平臺轉辦的每件訴求時，都必須實地走訪當事人，回到群眾的具體情境中“將心比心”，求得問題盡可能圓滿解決。

全國多地推行的“鄉鎮干部包村聯戶”制度，在永嘉有了“數字+”的新形態。著眼于共同富裕的大目標，永嘉的干部在定期下鄉走訪群眾時特別在意讓群眾在電商興起的時代找到增加收入的新契機，從“直播村配套集散中心”到“電商綜合基地”，干部帶給群眾的，是一整套與數字化共舞的新思維。

有數據“上云”，也要有干部“下沉”。唯有干部進入群眾生活的“行動網絡”打破“辦公室治理”的路徑依賴，成為數字化網絡的自然延伸，數字賦能，才能轉化為群眾可以欣然悅納的心意與氛圍。

“智能+”如何“請群眾進來”

為了避免“算法”愈精密，去群眾“活法”愈遠，我們需要堅持“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但是，如果不知變通復刻老辦法，“干部下沉”就此滑向“干部包攬”，讓干部完全扛起基層大事小情，如此基層治理恐怕不可持續。智治時代，要想讓基層工作有更清晰的方向感，更可行的分寸感，應注重以“群眾+”激活更有溫度的“智能+”。

鄭州市秦嶺路街道秦江社區的網格長發現并拍攝上報一處雜物堆放事件 李嘉南 攝

所謂“群眾+”，就是要在基層事務中“請群眾進來”，讓群眾成為基層治理的“節拍器”。治理實踐如何力道合宜，治理創新如何不致走偏，如果群眾也可以分享基層治理的甘苦，他們所得到的認識對基層干部而言，可能就有了“別具只眼”的參考價值。

在基層智治的新背景下尊重基層群眾的創造性，尊重基層多元共治的可能性，讓“人工智能”與“人情智能”在數字平臺上融通，當然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依靠群眾”的原則，完全可以落實在具體擘畫的每一個層次。

——細化群眾參與的培育機制。根據群眾數字素養和參與意愿的差異，設計多層次、有梯度的參與渠道：從基礎的信息查詢、訴求反映，到中階的議事協商、方案建議，再到高階的自主管理、監督評價。以更開放的架構，更包容的組織，搭建起“參與-反饋-激勵”的良性循環，讓群眾逐步在治理的實際情境中提升參與能力。

——創新群眾參與的激勵機制。建立基于先進數字技術的“社區貢獻值”體系，將群眾參與治理的行為轉化為可量化、可積累、可兌換的信用資產。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更貼近群眾需要的激勵手段，培育可持續的參與文化。

——重構數字平臺的交互邏輯。改變傳統的“政府發布-群眾接收”單向模式，構建“群眾發起-政府響應-共同推進”的雙向互動機制。進一步優化“我要建議”“我來監督”“我們協商”等功能模塊，讓群眾真正成為平臺使用的主動方。

——開放數字平臺的運營方式。將群眾中有意愿和能力參與社區多元共治的社會力量，納入各類數字平臺的運營團隊，以求豐富平臺的特色應用場景，讓各類社會資源與社區差異化、個性化的民生需求更好地鏈接起來，形成更有活力也更有生命力的“小而美”智能社區生態。

歸根結底，在智治時代探求治理變革，數據相通，是為了更好地促進人心相通。只有將“群眾+”更穩妥地嵌入“智能+”的基礎邏輯，我們才可以期待數字賦能真正實現賦能于基層社會涵括各類人群的整體，賦能于更生動也更豐富的治理全過程，讓干部與群眾攜手推動基層治理現代化進程。

（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