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

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一次社會治理的大考。

拷問社會治理的，既有其體系和能力的建設，也有其文化和精神的培植。我們在加快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進程中，還應勠力深化治理文明現代化的時代課題。

從反思的視角看去，當下的治理文明實踐中， 治理的深層是人文。

重塑責任倫理，夯實治理文明的重要支柱

進入現代社會，每一個人都是“責任公民”。從事每一種職業，擔當每一類角色，不僅有各自的行為規范，而且有特定的責任倫理。

軍人的天職，是保家衛國;教師的擔當，是立德樹人;醫護人員的使命，是治病救人。

這一次全民戰疫行動，就是一堂深刻的“責任倫理課”。在奮勇阻擊新冠病毒疫情的“逆行者”隊伍中，白衣天使是最耀眼的一群。疫區的醫護人員堅守崗位日夜奮戰，各地的醫療隊伍主動請戰千里馳援，他們“不計報酬，無論生死”，踐行了自己的入職誓言，捍衛了自己的職業尊嚴。在對英雄們的一片禮贊聲中，有一位“為武漢拼過命”的援卾醫生回應：“我來武漢是履行我的職責。”這是對責任倫理最樸素的告白。

各級政府官員肩負更重要的使命，他們的責任倫理是什么?是人民至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也是每一個政府官員應有的道德自覺。

我們在抗擊疫情最前沿，看到了廣大共產黨員不懼風險沖鋒在前的高大形象，看到了眾多基層干部任勞任怨默默奉獻的忙碌身影。然而，我們也看到了不少令人震驚的別樣情形。

一些官員不作為，假作為，亂作為。或不做決策，不敢擔當，以“屬地管理”為由搞責任“甩鍋”;或沿襲眼睛向上的為政之道，務虛不務實，報喜不報憂;甚至還有人臨陣脫逃，擅離職守。一些部門把本該由自身負責的任務層層轉交給基層，自己只負責“監督下面干活”，造成問責制度異化，基層苦不堪言。一些地方以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經濟發展等為由，背離“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工作導向，做出了“自以為領導滿意卻讓群眾失望”的蠢事。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為什么困擾基層久治難愈?既須有問責制度的科學跟進，也當有責任倫理的全面重塑。

責任倫理的塑造，呼喚責任意識的生長，責任情感的培育，還有責任意志的砥礪，責任品質的優化。

我們需要建設一種新型職業價值觀。在日常的每一份工作和每一種角色中，責任擔當是一種“天職”，一種發自內心的召喚，一種帶有鮮明價值取向的自主的抉擇。任何一種作為，唯有當它與責任倫理相鏈接時，才可能是更自覺的;任何一種信念，唯有當它與責任倫理相融合時，才可能是更有效的。

彰顯社會正義，培育治理文明的核心價值

社會治理的價值指向，是公平正義的彰顯。這是國家制度理念和美德的昭示，也是法治社會文明和進步的追尋。

法治建設的核心，在于對公民權利的尊重、增進和維護。我們已經進入法治社會，也已進入權利時代。每個公民平等地享有和公平地實現自己的合法權利，這是正義社會的基本標識和重要保障。

在疫情沖擊之際，社會治理如何遵循法治的思維和路徑，在公民權利的守護中彰顯社會的公平正義?

抗疫之初，中央就有明令，堅持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全面提升依法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能力和治理水平。各地響應號召，雷厲風行。但是，我們還是從媒體報道中讀到了其間的諸多罅隙。

疫情拷問真相，百姓需要知情，政務必須公開。依法管制交通、限制人員流動，這是疫情期間保障百姓生命健康的應急之舉。但是，一些地方擅自設卡、堵截、斷路、阻橋，對居民出行“一禁了之”、對外來人口“一拒了之”，則或已跨過了法律的紅線。

暴力在一些地方也有抬頭之勢。有家人打麻將被人舉報遭遇打砸，有村民因疫情防控期間不戴口罩被工作人員捆在墻上，有居民因為在空曠無人的小區跑步沒戴口罩被強制隔離……一些人打著防疫的旗號為所欲為，很容易造成疫情中的次生災難。

我們從中看到了基層法治建設的短板，也看到了一些干部偏離正軌的工作態度。這些干部奉行“親民的不如霸道的”，只會以各種“硬核”手段“擺平”“搞定”社會矛盾。令人更為擔憂的是，這些任意妄為的行為還被其自身視為維護社會秩序保護民眾利益的必要付出。殊不知，他們已在侵犯公民權利、背離法治的道路上邁出了腳步。

特殊的時期，特定的情境，公民的權利當然可以在法治的框架下有所限制，有所讓渡。但也當警醒，越是在非常時刻，在緊急狀態，越需要恪守法律法規，維護公民權利。

張揚人文關懷，厚積治理文明的深層底蘊

“正義是一種德性的實踐。”社會治理是一種文明的進步，它不是冰冷的，而是溫暖有愛的;不是僵硬的，而是生動活潑的;不是疏遠的，而是心心相印的。

尊重人性尊嚴，踐行人道主義，倡揚人文關懷，是社會治理的價值取向。對公民情感和心靈的呼應，對公民生存和發展的關切，對公民精神和價值觀的引領，是社會治理的文明內核。

抗疫，正是人文精神的一次淬煉和洗禮。

我們需要提升全民的人性修養。全民動員，投入戰疫，在艱難抵抗的時光隧道里，留下了一頁頁仁愛、溫暖的人性敘事。然而，我們也沒有忽略，當初重災區湖北人民挺起抗疫的脊梁承載更多的苦難，解封后外出的打工者卻遇到了一些地方的歧視。當初眾多海外留學生幾乎買空了當地的口罩援助國內同胞，在海外疫情泛濫時返回祖國卻引發了種種責難，讓我們的人性蒙羞。

我們需要呵護弱勢人群的生存發展。當一路路舍生忘死的白衣英雄隆重凱旋之時，我們還應想到，那些同樣在生死邊緣拼過命的“體制外”的鄉村個體行醫者們、外來快遞志愿者們、應招老年清潔工們，也該銘記他們的付出。當英雄的城市重新按下“啟動鍵”、再度上演“燈光秀”之時，我們還應想到，還有許多已經破碎的家庭需要撫慰，許多遭遇苦難的人們需要援助，許多承載重壓的心靈需要療治。

我們需要凝聚社會共同體的文化共識。眾志成城，共同抗疫，這是疫期的社會主潮。然而，我們也看到，一些社會現象、社會事件和社會話題的社會爭議，已經越過理性的邊際，擊穿人性的底線。一是“懟”，滿腔怨氣，懟天懟地;二是“噴”，肆無忌憚，出口成臟;三是“撕”，謾罵誹謗造謠構陷，棍子帽子滿天飛。亂象深處隱現的是極端的利己主義心態和堅硬的互掐思維。

法治社會，網絡自然不應成為盲區。在法律邊際之內的對話和爭論，首先要堅持公共理性，著力于包容和建設;其次是凝聚社會共識，尊重事實，尊重常識，恪守良知，信守正義;再次是建設共同體文化……這里有堅實的情感紐帶，也有傳統的道義力量。

制度和文明，是一種共生的生態。在文明的潤澤和光照中，制度將會更充分地釋放其巨大的能量。治理文明的建設，應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治理文明的建設，需要國民教育的跟進。公民教育、生命教育、責任教育、法治教育、倫理教育和人道主義教育等，我們還有很多的課要補，還有很多的題要解。

這場艱巨的抗疫，是一次社會治理的大考，更是一個文明建設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