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

《1937，延安對話》：塵封80年的珍貴筆記，一位美國學者筆下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光芒

1937年，托馬斯·亞瑟·畢森和朋友們到訪延安，左起為菲立浦·賈菲、佩吉·斯諾（尼姆·威爾斯）、歐文·拉鐵摩爾、毛澤東、畢森、艾格尼絲·賈菲。

《1937，延安對話》英文原版。

《1937，延安對話》中文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毛澤東那年43歲了，身材瘦削，動作敏捷，渾身上下透著一股青春的活力，顯示出年輕小伙子一般的氣質來。”

“不言而喻，在那座缺吃少穿的陜北小城里，存在著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除卻插在朱德或周恩來上衣胸前口袋里的那支鋼筆之外，你幾乎看不到任何等級上的標志。紅軍司令員與普通士兵的軍裝，竟毫無區別。也許你會注意到，就連吹軍號的紅小鬼的面頰上，也會浮現出靦腆卻自豪的微笑。自尊與高貴，俯拾皆是。”

“高大的城墻、潺潺的河流、莊嚴的佛塔、熱鬧的街道，經常可見到放聲高歌、列隊而過的紅軍隊伍。我腦中不停地翻騰著一個念頭：這里，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心臟。”

……

這是1937年6月，美國學者畢森在延安留下的記錄。他在此逗留3個日夜，先后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主要領導人，并將與他們的對話和訪問延安的見聞，用鉛筆記錄在兩個筆記本上。

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這兩個本子一直躺在一只鞋盒里，鞋盒藏在一個木箱子底部。幸運的是，它們歷經光陰，不曾褪色和損毀。

但80余年來，這些筆記只在1973年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出版過一次英文版，之后便陷入沉寂。此前，這些筆記也從未授權過中國的出版社，直到2019年，有人留意到它們的存在。

近日，畢森延安筆記的中文單行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以《1937，延安對話》為名，首度推出，備受關注。多位黨史研究者認為該書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堪稱一部“新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在當下出版也適逢其時，極具現實意義。

同時，畢森筆記背后的故事也浮出水面。

歷史轉折點上的旅行

1937年6月21日傍晚，一輛老吉普歷經4天3夜的顛簸，在數度陷入泥沼、險些翻落懸崖和遭遇引擎故障后，終于從西安駛進延安城。

車上下來5個有些狼狽的外國人：東亞問題研究專家托馬斯·亞瑟·畢森，美國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美國《美亞》雜志主編菲立浦·賈菲和夫人艾格尼斯·賈菲，以及他們技高人膽大的瑞典籍司機艾飛·希爾。

為畢森一行提供幫助、聯絡延安方面的人，正是當時在燕園忙著撰寫《紅星照耀中國》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此前一年6月，斯諾前往陜甘寧邊區采訪，成為首個進入蘇區采訪的外國記者。但那時，“西安事變”還沒發生，時隔僅一年，中國的形勢已有很大改變。

到1937年6月，畢森上路前，坊間已在盛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雙方正在進行統一戰線的談判。

中國內政是否將發生巨大轉折？懷著這一問題，畢森在這年5月，去南京采訪了國民黨核心人物陳立夫，對方態度強硬，溝通起來十分艱澀。

隨后，畢森便與同伴踏上前往延安的旅途。

“延安給我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們對所遇到的一切，都毫無精神準備。一種異乎尋常的輕松甚至是歡樂的氣氛，充溢著整個夜晚。這種氣氛所留給我們的感受，是難以言傳的，而只能去體驗。”畢森寫道。

和南京方面相比，延安簡直是“另一個中國”。在那里，中共領導人慷慨地拿出時間，開誠布公地接受采訪。

畢森一行與朱德談論了紅軍的軍事力量，與周恩來談論國共統一戰線談判的進展細節，與毛澤東談論中國革命的方向與國內外形勢。

黨史專家、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陳晉指出，畢森與純粹記者身份的斯諾不同，作為服務美國政府的研究人員，他對延安的考察，主要聚焦于國共談判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我們所提出的問題，都得到了耐心、禮貌的回答。而且，那些非常具體和詳盡的回答，都來自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的領導人……那些回答，實際上等于將中國共產黨的所有計劃和意圖都提供了一份完美無缺的情報記錄。”與畢森同行的漢學家拉鐵摩爾感嘆。

拉鐵摩爾覺得，中共領導人之所以能毫無顧忌地透露這些訊息，“是因為他們無比堅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歷史轉折點的緊要關頭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來。共產黨領袖們都深信不疑：即將掀起的這場關乎到民族存亡的抗日大潮，必然會促使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加入到他們的陣營中來。他們毫不畏懼，假如蔣介石了解到他們的所思所想的話，共產黨的地位就會岌岌可危，或者他們將要采取的行動就會遭到徹底粉碎。”

畢森從延安回到北平，是在1937年7月2日夜里。當晚，他跟來接站的埃德加·斯諾一起回到燕京大學，徹夜長聊到7月3日清晨。4天后，“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

陳晉認為，這樣的行程，決定了《1937，延安對話》特殊的史料價值，“它真實地記錄下美方時勢研究人員在中國人民全面抗戰到來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真實地記錄下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全面抗戰到來前最后關頭，所作的重要決策和政治宣示；真實地記錄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北蘇區在全面抗戰到來的那一刻，所實施的各項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善講“中國故事”的中共領袖們

畢森行文簡潔，他的筆記篇幅不長，卻以白描手法，留下了中共領袖們許多充滿人情味的細節。

例如，朱德曾在歐洲留學數年，面孔卻絲毫沒受熏染，仍是地地道道的農民臉龐。他性格開朗親切，只要見過幾面，大家就都想以他為良師益友。

留著胡須的周恩來時年39歲，身穿普通紅軍軍裝，也能顯出卓爾不群的風采。在采訪開始時，他提出想與畢森他們練習一下長久不用的英文。

毛澤東看中了畢森的司機艾飛·希爾，千方百計勸說這個落魄的瑞典年輕人留在延安，幫紅軍管理和培訓一所能修機動車輛的技術學校，但被自由慣了的小伙子一再謝絕。

拉鐵摩爾給畢森的書作序時，寫道：“畢森所記錄下來的在延安那一場又一場談話之中，最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國革命領袖們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維和先見之明。”

放眼未來，毛澤東在1937年6月的談話里，已準確預見到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他清楚地告訴畢森，抗戰勝利后，中國為什么不可能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這些論述，至今依然適用。

至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成后，以南京為領袖，是否會引起人民群眾的不解這一問題，毛澤東回答：“誰來擔任領袖，不僅僅取決于誰的軍隊多，還要看他所制定的是什么樣的方案以及為此所付出的努力。共產黨在這方面是不會追求一己私利的。共產黨是為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服務的……如果形勢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了，那就意味著，整個運動恰恰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所進行的。”

中共領袖們是如此善于講述“中國故事”，黨史專家、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對外合作交流局局長楊明偉說：“只要與他們接觸，無論是外國記者也好、研究人員也好，都會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在中國，只有毛澤東這些人，是唯一能夠統一全中國的人；只有中國共產黨，是唯一能夠改變中國命運的政黨。”

楊明偉認為，《1937，延安對話》是部“見證初心”的作品。“閱讀本書最強烈的感受就是，讀到了共產黨人的初心，特別是共產黨領袖們的初心。這本書記錄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是些什么樣的人，也從一個側面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

高度堅定、高度自信、高度樂觀——在1937年的延安，到處都充溢著這樣的情緒，盡管這里的人們剛走過漫長而悲壯的長征路，物質上極度貧瘠。

畢森說：“因為延安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胸中，充滿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個環境里，個人私欲必須向崇高的理念折腰。為了共同的事業，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齊心協力，頑強奮斗，大家分享著這種精神追求所帶來的充實感……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毛澤東會頑強不屈地奮斗著、堅持著，要把這種精神推廣到整個中國。”

“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自信就基于他們代表的是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他們代表的力量是歷史前進的力量。在這本書里，多次特別講到了延安自信。延安精神、中國共產黨精神，也是中國精神的一個獨特內容。”楊明偉說，作者以第三者的視角，通過親身體會，感受到這種力量的熾熱與充實，他們甚至也受到感染。

畢森從信仰上帝的傳教士，轉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賈菲夫婦了解到陜北紅軍缺醫少藥的情況，向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匯報，成立“國際援華委員會”，籌款募捐，派遣以白求恩為首的美加醫療小組赴華。

重新發現畢森的“打撈者”

《1937，延安對話》的出版充滿偶然。

幾年前的春天，本書譯者、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文化及語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李彥，在學校小花園里，突然注意到一棵綴滿淡紫色花苞的新栽小樹，打聽之下，才知道這叫“美洲蕾”。

樹下的金屬銘牌上，刻著：“此樹獻給著名亞洲研究學者托馬斯·亞瑟·畢森博士。他于1969年起在滑鐵盧大學瑞納森學院執教并創立了中國語言和文化課程。”

李彥已經當了20多年學校中文教研室的負責人，卻是頭一次聽說創立中文課程的是個叫畢森的美國人。甚至，她的書架上，還一直放著一本別人贈送的書——那本僅有70幾頁的小冊子，被她當成舊雜志，擱置多年，正是1973年在美國出版的畢森延安筆記。

帶著好奇和使命感，李彥花了兩年時間，尋訪畢森的朋友、孩子、鄰居，像拼拼圖一樣，還原畢森的一生。

原來，20世紀50年代，回到美國的畢森和他去延安時的同伴拉鐵摩爾、賈菲，都“因言獲罪”，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

賈菲的雜志社遭到查抄，被迫停刊；拉鐵摩爾被指控為間諜，停止教職10年之久，后來遠赴英國教書；畢森被任教的大學解聘，一度在街頭書店里做店員。1969年，年近七旬時，畢森應邀移居加拿大，擔任滑鐵盧大學的教授，開創了該校的中文課程。

畢森一直珍藏著從延安帶回來的筆記本，但直到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開始解凍后，他才等到出版機會。此時，距離他們在延安采訪中共領導人，已經過去了35年。

“最打動我的一點，是畢森直到晚年，仍堅守著他的信念。”李彥說。

她曾問畢森的兒子、已是九旬高齡的湯姆，他的父親是否后悔過青年時代的選擇？湯姆回答：“我父親終其一生，都堅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盡管他受到了那么多的迫害，盡管后來世說紛紜，他也從未放棄過對毛澤東、周恩來的信念。”

李彥將畢森的故事寫成散文《校園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當代》雜志。文中提到的畢森延安筆記，引起雜志主編孔令燕的注意，她后來成為《1937，延安對話》的責編。

直覺這會是一部非常重要、極具史料價值的書，又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該書從未授權出中文版，出版社迅速進入確認版權、購買版權、組織翻譯和審定史實的編輯流程。

“這是我從事編輯工作20多年以來用時最長、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書。”孔令燕說，從立項到正式出版，整個過程歷時兩年多，一切都是為了以最好、最飽滿的方式，將這本書推出。

圖書上市后，孔令燕逢人就推介這本書，還在群里送書給感興趣的朋友，“我們那些朋友來自各行各業，很有代表性，大家讀過之后，給我的反饋非常相似：易讀、震撼。”

畢森的筆記并不深奧，很適合面向大眾讀者。孔令燕覺得，每個關注中國歷史的人，都不妨一讀。

“尤其在建黨百年的大背景下，回望歷史，反觀當下，看看一個西方人記錄84年前中國共產黨人在做什么，就知道我們今天宣傳的那些綱領性的內容，都是實實在在、毋庸置疑的東西，在書里都能找到對應內容。不忘初心，這本書是件很有說服力的歷史證物，這也是它在當下出版的現實意義。”孔令燕說。

從歷史中汲取力量

畢森筆記在不同讀者心中，會激起不同情感。

譯者李彥在全書中最喜歡的角色，是不起眼的小人物、瑞典司機艾飛·希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