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侗寨農民畫助力增收 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活躍著一批鄉村農民畫家，他們以農村民俗作為創作元素，進行農民畫創作，并將作品銷往廣東廣西和香港。張愛林攝

“明星村”帶頭人談鄉村未來

半月談記者 姜剛 陳剛 韓振 孫清清

半月談記者近日深入皖蘇豫渝等地，走訪改革開放時期涌現的安徽小崗村、江蘇華西村、河南南街村等第一代明星村，以及近年來在發展致富產業、壯大集體經濟等領域厚積薄發的第二代明星村，傾聽這些明星村的帶頭人暢談鄉村振興未來。

中國農民真正迎來好時代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講到村民心坎上了。”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花園村黨總支書記李開富說，這一戰略對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等作了部署，“我們村近年來正是圍繞這一主題改革發展的，與戰略要求高度一致”。

被稱為“安徽股改第一村”的花園村，是遠近聞名的二代明星村。2013年以來，花園村推進農村“三變”(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改革，先后成立股份經濟合作社、安徽花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經營酒店、老年公寓等項目，2016年村集體經濟收入比2013年增長近60倍，人均收入增長3倍多。

至于大家耳熟能詳的一代明星村，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發展，在發展集體經濟、帶動村民致富方面已走在前列。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黨委書記吳協恩說，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至關重要，這是今后解決三農問題、全面激活農村發展活力的重大行動。

受訪的兩代明星村帶頭人認為，鄉村振興戰略意味著中國農民真正迎來了一個好時代。“對于這一點，華西村的老百姓感受最深。”吳協恩說，今天的華西人不再是過去一畝三分地上種田、辦廠的華西人。華西目前已經實現了小康，5年來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從8萬元提升到9.05萬元，增幅達13.1%。

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說，鄉村振興戰略對農村發展來說無疑是及時雨。這些年來，南街村圍繞“農”字做文章，按照“多業輔助一業上，一業帶動多業興”的發展戰略，相繼建起面粉廠、方便面廠、調味品廠等20多家企業，產值達20多億元。在發展過程中，打造出“南街村”知名品牌。

重慶市萬盛區涼風村，依靠“多點開花”的小微型企業和生態資源，發展旅游休閑、農家樂、綠色果蔬等，將綠水青山轉化成金山銀山。“從過去的‘涼心村’到2015年實現整村脫貧，涼風村的振興大有希望。”村黨支部書記李明會說，黨的十八大后，國家持續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力度，為鄉村振興提供了關鍵支撐。但真正實現振興還需要有產業支撐、人才支撐、制度支撐等，今后農村地區要注重同時打造硬實力和軟實力，因地制宜發展可持續產業，讓老百姓持續受益。

先要共建，才能共享

“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給土地流轉雙方吃了定心丸。”中國農村改革主要發源地、安徽鳳陽縣小崗村黨委書記吳夕明說，黨的十九大報告既讓農民對土地的使用心里更有底，也讓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的信心更足，更敢投入了。

作為二代明星村，江蘇省無錫市桃源村位于陽山省級旅游度假區核心地帶。“三權分置等改革政策給村里拓展了發展空間。”桃源村黨總支書記張谷說，村里正在流轉土地打造“花海”、探索宅基地流轉等，增加休閑旅游的新內容，為民間資本進入提供可能。這些改革提升了農民收入水平，年均接待游客超30萬人次，農民人均收入從10年前的1萬多元，增加到3.5萬元。

對于改革發展帶來的變化，兩代明星村帶頭人都深有感觸。吳協恩說，改革是啃硬骨頭，是“傷筋動骨”的事，是革自己的命。今年，華西開始推行一系列人事、股權、制度改革，涉及每個村民的切身利益。“幸福不是毛毛雨，不會從天而降。”吳協恩認為，老百姓要想擁有更好的未來，先要共建，才能共享。

前些年，工商資本入農，由于“水土不服”，部分項目運作不佳，出現虧損甚至“跑路”行為，帶來負面效應。有的地方形成“爛攤子”項目，一時難以破解，出現農地撂荒現象。兩代明星村帶頭人表示，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時，產業選擇不準是“攔路虎”。另外，成立公司或合作社經營中還遇到融資難、人才缺等難題。

李明會說，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村民的環境保護意識得到了明顯提升，但服務意識和質量意識仍有待加強，市場觀念比較薄弱。“這需要一個過程，等到大家的觀念全面提升后，鄉村治理和村集體公司會運行得更加順暢。”

未來的“農村都市”

“產業興旺是根本，生態宜居是基礎，鄉風文明是關鍵，治理有效是保障，生活富裕是目標。”吳協恩告訴半月談記者，華西將打造“農村都市”，既要有都市品質，又不失農村特色。未來的“農村都市”應符合八個標準：發展質量更高、管理更加規范、生態更加宜居、文化更加繁榮、人才有更大舞臺、社會更多包容、幸福更有溫度、干群更講正氣。

“抓黨建、建隊伍、促發展，使南街村的每一位黨員都成為帶領職工村民干事創業的旗幟。”王宏斌表示，農村黨組織是帶領農民致富奔小康的戰斗堡壘，如果黨組織軟懶散，鄉村振興就是一句空話。“所以，我們首先要抓好黨建工作，這是一切工作的綱。”

“鄉村振興一定要因地制宜，切不可千村一面。”李明會說，有些地方基礎設施薄弱，就應加大投資力度，改善基礎設施;產業需要扶持，就要堅定不移地發展產業。涼風村山水資源豐富，就應堅定不移地走綠色生態發展之路，配套旅游休閑項目。

采訪中感受到，各地明星村正將鄉村振興戰略轉化為實際行動。剛剛榮獲“全國文明村”稱號的花園村已有“大動作”。李開富介紹，村里剛剛注冊成立了一家農副產品公司，注冊資金2000萬元，將把宣城市19個蔬菜基地的農產品集中起來，由公司進行包裝配送。

“光富口袋不富腦袋，那你只是一個土豪。只有腦袋富了，這個富才是健康富。”吳協恩說，要破解鄉村人才凋敝問題，就要給不同層面的村民制訂培訓計劃，特別是干部和年輕人。華西村在西藏專門設立了干部培訓基地，讓華西的干部到西藏去援建，同時也培養堅強的品格和堅韌的精神。為了讓華西的年輕人不忘過去、不忘初心，每年分期、分批選送35歲以下的年輕人到貴州“幫帶村”，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時，華西還有計劃地輸送年輕人到專業學校，甚至到國外去培訓。有志于搞創業的送到以色列學習，在高科技發展上有興趣的送到美國培養，以此不斷孕育華西未來的希望。

記者觀察

鄉村振興“三大難”

半月談記者 韓振 孫清清 陳剛 姜剛

難點一：鄉村凋敝根源復雜

鄉村凋敝，也被描述為農村空心化，指人口外出、產業空虛、農村落敗等一系列社會現象。這種現象導致了大量社會問題，比如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土地撂荒等，成為農村可持續發展和農民幸福感提升的“傷口”。

欲求鄉村振興，首先要找出鄉村凋敝的根源。一個村莊的衰落基于各種因素，如交通不便、飲水困難、沒有學校、缺乏產業等等，歸納起來就是資源貧乏。當地群眾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不得不“人往高處走”。近年來，全國各地快速推進的城鎮化建設，也是伴隨著資源的調配而發生的，“產業跟著功能走，人口跟著產業走”就是這一過程的生動體現。

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總體環境下，鄉村凋敝與城鄉資源的巨大差異密切相關。以教育資源分布為例，不少地方在農村地區長期推行“撤點并校”，大量散布在鄉村的學校被撤除。這種方式固然便利了教育管理，但給鄉村文化的傳承帶來了致命傷害。一些村莊淪為文化乃至文明的“盲區”，進一步滑向衰落的深淵。當前，不少地方已經認識到這一弊端，采取了一些彌補手段，鄉村文化與文明的火種才得以更好地存續。

“必須清晰地認識到，資源并不僅限于基礎設施領域，還包括制度、體制、人才、技術、資金等要素。”重慶萬盛區涼風村黨支部書記李明會說，這些因素之間相互關聯，牽一發而動全身。比如人才短缺、管理落后、資金匱乏等，這些若得不到根本改善，農村仍將缺乏足夠吸引力。

難點二：片面追求城鎮化率

現階段，我國城鎮化已經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片面追求城鎮化率的做法應當摒棄。要結合我國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充分認識到全面小康的最大短板在農村，多采取措施在農村地區發力，提升農村地區的硬實力和軟實力。

硬實力方面，基礎設施仍是農村發展最大短板。不少村莊依舊存在道路不通，農產品無法創造價值的狀況。物流梗阻現象突出，影響了“互聯網+農業”戰略的實效。此外，水利的影響因素仍不容忽視，不少地區依舊停留在靠天吃飯的階段，一些地方安全飲水尚存困難，造成了大量農民外出謀生。住房方面，國家通過農村危房改造，讓不少農民住上了新房，但由于投入資金總量有限，惠及人口受限，有待進一步加大力度。

只有鄉村的基礎設施改善了，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才愿意流動到農村。在完善基礎設施的過程中，政府應當起到絕對的主導作用，有規劃、有步驟地穩步推進，從而為鄉村振興營造良好的基礎條件。

軟實力方面，產業、人才、技術、文化、意識等需要全面加強。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有足夠的利潤作保障。長期以來，農業效益低下，導致土地撂荒、勞動力流失等問題，要扭轉這種局面，必須走現代農業道路，提升農業產品的個性化、差異化及其品質，讓農業產生效益。當前，各地通過土地流轉、合作經營的模式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嘗試，但如何形成差異化競爭、提高現代農業的廣度仍有待破解。

產業發展需要人才、技術等要素的支撐。農村產業的發展會吸引人才回流，還會提升當地的文化及意識水平，而這些因素又將反作用于產業發展，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難點三：妥善處理兩組關系

眼下，“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正在轉化為切實的景象。一些基層干部表示，未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妥善處理兩組關系：

一是優先發展與兼顧公平的關系。有的地方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時不是全盤考慮、統籌推進，而是將資源往個別鄉村聚集而忽視了其他村莊。這樣容易出成績，但與全面小康以及均衡化發展要求不符，也會引發社會不公。

二是基礎建設與生態保護的關系。受訪基層干部普遍認為，不能狹義地理解鄉村振興概念。經濟發展是鄉村振興，環境變好了也是鄉村振興。鄉村振興應當因地制宜，一些生態脆弱、生態價值大于經濟價值的區域，基礎建設應當讓位于生態保護，并通過生態搬遷等方式，在保障村民生活水平的情況下，實現生態的振興。